可以说：柴荣在其在位六年的表现来看，是五代历史上最为完美的一个皇帝；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不遑多让。
一 改善政府财政状况
柴荣在登基的第一年中挫败了来自北汉-契丹联军的进攻，第二年便开始着手处理内政——在战争的间隙当中。显德二年二月，柴荣下诏广开言路，请天下人监督自己。
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耶？岂左右前后有所畏忌耶？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耶？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阙。”则是士大夫之有禄位，无不言之人。然则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过也。得不求骨鲠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量之深浅，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辞有谬误者，固当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搏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柴荣在任内改革国家的税收体制，大力整顿漕运，允许“斗耗”即转运中因为各种原因丢失的粮食存在，由国家承担风险，大大提高了转运使工作的积极性，让粮食能够迅速从地方集中到中央进行统一调配。这种中央与地方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视为中国建国之后“分税制”实践的先声，大大缓解了此前一直非常难以解决的中央财政亏空问题，将资源有效地利用了起来。柴荣还开启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第一次铸币，将货币政策的掌控权牢牢地握在了政府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造发行货币的当口，柴荣还创造性地将粮食作为国家发行货币的准备金，规定五文新钱可以换一石米，这就通过粮食本身价格的稳定性锚定住了货币的价值，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
可见，柴荣治下的后周经济似乎终于开始摆脱五代十国以来经济崩溃的漩涡。这成为了他对外开拓的基础。
二 灭佛问题背后的国家财政账
这里，说一说题主提到的：柴荣的灭佛问题。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僧侣数量会在五代呈现爆发式增长？这里，或许可以参考元末朱元璋的案例。
僧侣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不入地方官府的税基，这在农耕时代等于是空耗谷米。这在和平年代还没事，到了战乱年代，随着僧侣数量，寺庙数量的逐渐增多到一个数量级，时间走到后周时期，就已经到了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的程度。这就是柴荣灭佛运动的主要原因：柴荣是为国计民生着想。
况且，柴荣也没有全面灭佛，只是对于那些私立的小寺庙进行处理，通都大邑的佛陀寺庙一概没有处理。对强迫僧人还俗，也只是让那些背不出经文的伪僧人还俗，念的出来的，又征得父母同意的，还是可以继续去当你的和尚去。
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
最后，对于所谓“灭佛”，柴荣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此处，我还是比较赞同柴荣的解释的。是啊！佛教的道义就在于行善教化世人，普度众生。如果现在修佛修庙都危害到了众生，如果真有佛陀在上，知道了也不会高兴吧。
三 对外战争
柴荣在位的这六年，主要对外进行了三个战争：先征后蜀四州，后平南唐江北，最后夺契丹三关。在这之前，还有刚刚即位时对于北汉-契丹的反击战争。反击战争我们暂且不说，就细细观察柴荣发动关于后蜀、南唐、契丹战争的先后顺序，或许就能发现柴荣的战略意图。
再说之前，需要点一下尽人皆知的一件事情：柴荣一切的战争都服务于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有这一点作为支撑，下面的推论才能进行下去。
之后，再来说说对于南方的两场战争：后蜀，南唐。这两个割据政权地域广大，人民众多，税收丰富，军队实力在十国内算强（有些矮子里拔将军的感觉），是唯二可以试图挑战后周权威的。如果要北征，它们就会那么善良地看着？要知道：假设后周夺取了燕云十六州，恐怕接下来要拿来开刀的就是他们了。因此，他们几乎肯定会袭击后周空虚的后方。那么站在后周方面，想要北征契丹，就必须要消除这两者的威胁。所以柴荣先征后蜀，夺取四州之地，掌握对巴蜀地区的主动权；再征南唐，夺取江淮之地，掌握对南唐战争的主动权。这样就避免了在北征时受到后蜀南唐背刺的可能性，后周便可以举国安心北伐。
当然，抛去后周征后蜀，后周征南唐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对契丹的战争与中原的战争的战争烈度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调动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随军的粮草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就需要一个富庶的大后方提供支持。江淮之地在唐朝时已经十分富庶，五代时，相对于北方的其它地区，基本没有受到战乱波及。夸张来说，江淮一地的财富或许就能堪堪比得上整个中原了。夺取江淮之地，也意味着军队粮秣不用担心了。
等到这两件事情完成了，不仅大后方稳定了下来，也获得了征讨契丹所需的战略物资储备；接下来便是攻燕云十六州，收回那块自石敬瑭以来汉臣魂牵梦萦的故土。可历史似乎总是要留点遗憾：柴荣在出征途中突患重病，只得班师回朝，不日驾崩。
柴荣因故未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其战略值得肯定：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后世船山先生王夫之曾这么肯定：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于是逾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
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至此，柴荣的军事战略可见一斑：这或许就是当时最为优秀的战略。在其后世，赵匡胤没有遵守其战略规划，先南后北，燕云十六州终究未夺；太宗赵炅则是错上加错，根本没有战略地乱打一气，闹出了驴车的笑话。我们甚至可以畅想：假如柴荣没有英年早逝，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燕云十六州会不会在北征中收复？后周会不会恢复汉唐旧疆，重复大唐荣光，在公元十世纪的历史上留下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为灿烂的一笔呢？
柴荣的对外战争并不是强于其屡屡胜利，而强于其战略规划的缜密周到：按照他的计划走，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全国，甚至达成更为宏伟的目标，几乎绝对没有问题！柴荣的后蜀，南唐，三关是为恢复汉唐旧疆所准备，而非偏安于燕南一隅所准备的。
总结
综上所述，柴荣对内治理国家，使得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大大提高；对外征讨不臣，意图收复燕云故土，战略完备，气概也是令人佩服。柴荣，绝对称得上五代十国第一名君的名号。
最后，让我贴一下《旧五代史》中对于柴荣的「赞」：
史臣曰：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