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3): 1917-1928的俄罗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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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的沙俄经济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刚刚复苏的沙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支出导致政府大规模赤字并开始滥发货币，截至1917年，沙俄卢布的货币供给量已是战前的九倍，面包价格为此前的十六倍。为了稳定必需品价格，沙俄政府开始采取战时固定价格制度。这虽然让必需品的物价得以稳定，但却造成了大规模的食品短缺，社会秩序走向混乱。
在国内经济形势的推波助澜下，1917年发生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下台。同年又发生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开始掌权。
十月革命至内战前期的内外政策
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总体来说，在农业上和工业上，分别实施了土地法令政策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政策；在金融上，又进行了极为激进的货币发行；在外交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
土地法令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对于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激进的改革。以土地法令为首，该法令要求即刻废除私人土地所有制，所有私人土地、矿产、资源等全部收归国有，并交归当地农民苏维埃进行分配。
工人代表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全部工厂收归工人所有，同时，原先工厂内部的领导班子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由工人选举产生，实施自治并主导工厂生产计划与内部治理。这一决定被广泛批评，因为工人代表苏维埃选举的工厂主任往往对于工厂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和治理一窍不通，这导致工厂生产效率的大幅下降。
滥发货币 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由于战争填补政府收入的需要，政府开始大规模滥发货币。据统计，自1917至1921年，复合通货膨胀率超过8000%，是原沙俄战时时期的五倍以上。由于货币的严重通货膨胀，货币实际上已经不具备交易价值。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开始重新出现。
布列斯特和约 1918年，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俄罗斯与德意志帝国政府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通过条约，俄罗斯得以以最快的速度脱离战争状态。但代价是惨痛的。通过条约，德国掌握了包括顿巴斯地区在内苏俄国内最重要的工矿业产区和资源产区，掌握了苏俄境内90%的煤矿资源与75%的铁矿资源。
俄国内战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爆发了与俄国境内残余保皇势力的内战，这场战争被统称为俄国内战。为了应对战时的资源需要与共产主义实践，苏俄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余粮收集制 苏俄政府实行余粮收集制。正如字面意思所说，农民仅允许留存能够保证自身生存的口粮，其余粮食所得一律被国家没收。这在实质上极大程度削弱了农民进行生产活动的经济动机，农民开始消极怠工。截至1920年（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前一年），苏俄已经出现了计划收缴粮食数量和实际收缴数量大幅不符的情况。当年原本计划收集144 million pounds的计划，最终只收缴到了13 million，不足计划额度的10%。
国有化 延续革命初期的政策，苏俄继续实施国内一切资源、产业的强制国有化。
禁止私人贸易 一是为了战时稳定国内情况的需要，二是为了实践共产主义理念，自1918年起苏俄政府全面禁止了任何的私人贸易活动，这导致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经济混乱。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种被称为倒爷（直译：背袋子的人）的地下行商开始出现，通过地下手段维持一定程度的私人贸易。除此之外，苏俄政府还取消了收入税并且取消了货币的交易功能。
劳动力分配手段的改变
“周六工作”倡议: 1918年，由列宁本人开始倡导的周六无偿工作制度开始实施。这实际上与工人运动解放自身，寻求更良好待遇的初衷背道而驰。
工人监督队: 由于过激的政策实施，工人开始出现懈怠、不满甚至罢工的情况。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苏俄开始在各个工厂设置工人监督队。这些队伍的成员往往是苏联红军将士，以此监督并且维持工厂的正常生产。
收入分配的显著改变 由于货币本身进行交易的功能已经被取消，因此在工农的收入分配上，苏俄政府开始采取了以实物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80%的工人收入由生活必需品给付，20%为货币，仅可以前去供销社兑换生活物资且经常不足。
取消收入税与货币的交易功能
成立指挥调度工业生产的统一机构 作为指挥全国工业生产的机构，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成立，这成为了后来苏联计划委员会的前身，由阿列克谢·李可夫担任主席。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指导全国工厂生产，工厂不允许存在盈利目的。由于沙俄时期的企业通常被辛迪加组织，这让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接管辛迪加并保留其组织架构来完成对于全国工业的接管，并方便其下达指令。由此，在十月革命初所设立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自治职能逐渐被接管，工厂逐渐形成了双领导体制，即工人代表苏维埃拥有名义上的治理权，而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则拥有指导权。
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后期，尤其是1920年内战接近结束，苏俄政府已然看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情况。1920年末，VSNKh组建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以电气化为核心开始了新的经济计划筹备工作。
相比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GOELRO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开始赋予工人生产的经济动力。如对于高技术工人，给予4%的工资与奖金提升，但这仍然并不充分。
GOELRO是第一个苏俄当局所起草并开始的经济计划，被广泛视为1928年后实施的五年计划的雏形。
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整个国家的电气化。
—列宁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新经济政策
“向沙皇经济的倒退：在各个方面的蛛丝马迹上都能看到和沙皇时代完全相同的情况。”
在战时共产主义实施后期，已经明显出现了难以为继的情况。全俄普遍预估在俄国内战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能够得以结束，然而却事与愿违。1920年末，全俄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对力量已经不复存在，然而苏俄当局仍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遥遥无期的境况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抗情绪。1921年全年收缴的粮食数量仅占预估的10%，体现出农业方面极大的抵触情绪。1921年爆发了喀琅施塔得起义，虽被红军武力镇压，但苏俄已明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无法继续实行。尤其是伴随着内战的结束，苏俄政府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经济计划，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
许多人将新经济政策形容为向沙皇时期经济的倒退。主要政策包括：
- 比例税制取代余粮收集制 比例与沙俄时期完全相同。
- 允许农民自由买卖生产所得
- 允许农民出租土地与雇佣劳工
- 企业被允许由私人经营 但是经营规模必须严格限制在20人以下。
- 允许外资投资 这些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在苏俄初期，曾经宣布此前外国在境内的所有债务宣告无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外商投资的信心。但随着新的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引入和苏俄相对而言的契约精神，这种投资信心逐渐开始恢复。
- 一种新的货币开始发行
随着小型私人贸易的合法化，苏俄时期最早的商人，即“耐普曼”开始出现。他们实际上扮演了经济中中间商的角色，这对于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润滑作用。
在经济上，82%的销售额仍然归属于现在已经归为国有的大型托拉斯和辛迪加。虽然私人经济存在复苏的迹象，但是截至1928年，仍然只有12%的劳工受私人企业雇佣，但他们却占据了生产总额的25%。可见，这一时期，私人企业仍然更加具备效率。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期，苏俄政府开始重新倡导农业集体化。苏俄政府向农民宣传，即进入农业合作社后不仅能够保有目前拥有的一切，同时还可以通过合作生产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出。
苏俄所宣传的农业合作社，其组织架构和内在实际上都与沙俄时期的村社极为相似，这也成为了苏俄合作社与后来的集体化进程能够顺利推进的一个原因。
新经济政策实施到后期开始逐渐出现颓势。由于战争结束兵员回家，就也成为了一大难题。在一开始经济复苏时，就业岗位尚且充足；到了后期，失业现象愈发明显。
粮食收购也出现了问题。新经济政策后期，工业产品价格奇高而农产品价格奇低，再加上由于政府机关效率低下而且收购价格过低，农民在出售粮食时更加倾向于走耐普曼而非政府机构，这导致政府机构难以收购足够的粮食并销往国外，也难以取得足够的资金进行工业投资。更加糟糕的是，由于粮价过低而工业产品价格过高，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出现的富农开始囤货居奇以博取粮食收益，导致1927年粮食价格飙升，国内，尤其是城市内开始出现不稳定情况。其背后的原因是工农剪刀差问题。工农剪刀差是指工业产品相比农业产品价格虚高的现象。由于工业产品价格更高利润更高，资本会更多流入更加有利可图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进而推动工业发展。在1923年，农民要为同等的工业制成品付出1913年时相比三倍的价格。
随着物价不稳定，不仅是工业产品价格失控，农业产品的价格也开始飙升。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目前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要做出改变。苏俄高层开始出现了关于未来应该走哪种工业化路线的争论。
苏联高层对于工业化路线的争论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工业增速放缓与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情况，苏联高层一致认为目前的新经济政策是需要改变的，但是下一步应当向哪里走却仍然存疑。由此，党内开始了关于应当走哪种工业化路线的争论。
当时党内高层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非平衡增长论，第二种是平衡增长论。
非平衡增长论
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首的党内左派支持非平衡增长论。非平衡增长论认为：
- 通胀是由于逐渐从战争中恢复过来的农业板块农民的需求和与之相比工业产品生产的不足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因此向工业领域的政府投资是必要的。
- 投资所带来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体现，因此需要长期不间断的投资，因此需要“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这种社会主义积累的方式是残酷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继续维持工农业剪刀差，由政府继续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粮食换取资金投入工业发展，即保证能够从农业部门榨取资源投入到工业部门。因此这种论点也被人戏称为“先苦一苦农民。”这样一来，维持着虚高的价格，工人可以先富起来；等到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到可接受的水平，农民的生活也会好起来。
- 要维持工农业剪刀差，目前农民囤货居奇来应对通胀的情况就应当被消灭。因此，私有农业部门应当被视为敌人而被消除而转为社会（实质上是国家强力机关）性质的部门，以此为工业部门输送资本积累。
平衡增长论
以布哈林为首的党内右派支持平衡增长论。平衡增长论实际上是目前新经济政策的改良。他们主张：
- 应当保证工农业部门的平衡增长。目前农业产品价格的增长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这可以让农民变得富有。一旦农民变得富有，他们就会把更多的钱存进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主导对于工业进行投资。他们认为左派的说法是错误的，不应当人为制造工农剪刀差。这是因为，如果不考虑暴力手段，继续维持工农业剪刀差的结果只会让更多的人民退出市场。
- 这种工业增长模式相对来说必然更加缓慢，因为手段更加温和。为了让有限的投资能够更好地见到效果，不应当从量上下手，而应当从效率上做文章。应当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并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对于要素比例给予更大关注。
萨赫与斯蒂格利茨理论：非平衡增长论的弊端
显然，现实中苏联最终采取了非平衡增长论的道路。这条道路主张下，工人似乎可以优先富裕起来，至少能够保证一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但是真的如此吗？
萨赫与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合著了论文：《经济系统的架构》。他们的工作推翻了非平衡增长论中关于工人能够从中获利的论述。事实上，在非平衡增长论中，只有国家剩余（也就是政府可用的投资资本）能够增长，而农民和工人的剩余实际上都会下降。
农民收入下降会导致对工业品的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工厂利润和工资下降。而工业品价格的相对高位又导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也下降。因此，非平衡增长论实际上对于工农来说都是双输的决定，仅对国家资本的积累有利。非平衡增长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对农民和工人的双向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