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分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回答:如何评价柴荣|历史杂谈

可以说:柴荣在其在位六年的表现来看,是五代历史上最为完美的一个皇帝;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不遑多让。后世议论柴荣的成绩,主要在对外战争,对内政治两个方面;关于灭佛问题,还请向下看。

一 对外战争

柴荣在位的这六年,主要对外进行了三个战争:先征后蜀四州,后平南唐江北,最后夺契丹三关。在这之前,还有刚刚即位时对于北汉-契丹的反击战争。反击战争我们暂且不说,就细细观察柴荣发动关于后蜀、南唐、契丹战争的先后顺序,或许就能发现柴荣的战略意图。

再说之前,需要点一下尽人皆知的一件事情:柴荣一切的战争都服务于夺取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有这一点作为支撑,下面的推论才能进行下去。

之后,再来说说对于南方的两场战争:后蜀,南唐。这两个割据政权地域广大,人民众多,税收丰富,军队实力在十国内算强(有些矮子里拔将军的感觉),是唯二可以试图挑战后周权威的。如果要北征,它们就会那么善良地看着?要知道:假设后周夺取了燕云十六州,恐怕接下来要拿来开刀的就是他们了。因此,他们几乎肯定会袭击后周空虚的后方。那么站在后周方面,想要北征契丹,就必须要消除这两者的威胁。所以柴荣先征后蜀,夺取四州之地,掌握对巴蜀地区的主动权;再征南唐,夺取江淮之地,掌握对南唐战争的主动权。这样就避免了在北征时受到后蜀南唐背刺的可能性,后周便可以举国安心北伐。

当然,抛去后周征后蜀,后周征南唐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对契丹的战争与中原的战争的战争烈度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调动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随军的粮草也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就需要一个富庶的大后方提供支持。江淮之地在唐朝时已经十分富庶,五代时,相对于北方的其它地区,基本没有受到战乱波及。夸张来说,江淮一地的财富或许就能堪堪比得上整个中原了。夺取江淮之地,也意味着军队粮秣不用担心了。

等到这两件事情完成了,不仅大后方稳定了下来,也获得了征讨契丹所需的战略物资储备;接下来便是攻燕云十六州,收回那块自石敬瑭以来汉臣魂牵梦萦的故土。可历史似乎总是要留点遗憾:柴荣在出征途中突患重病,只得班师回朝,不日驾崩。

柴荣因故未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其战略值得肯定: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后世船山先生王夫之曾这么肯定: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于是逾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 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至此,柴荣的军事战略可见一斑:这或许就是当时最为优秀的战略。在其后世,赵匡胤没有遵守其战略规划,先南后北,燕云十六州终究未夺;太宗赵炅则是错上加错,根本没有战略地乱打一气,闹出了驴车的笑话。我们甚至可以畅想:假如柴荣没有英年早逝,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燕云十六州会不会在北征中收复?后周会不会恢复汉唐旧疆,重复大唐荣光,在公元十世纪的历史上留下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为灿烂的一笔呢?

柴荣的对外战争并不是强于其屡屡胜利,而强于其战略规划的缜密周到:按照他的计划走,收复燕云十六州,统一全国,甚至达成更为宏伟的目标,几乎绝对没有问题!柴荣的后蜀,南唐,三关是为恢复汉唐旧疆所准备,而非偏安于燕南一隅所准备的。

二 对内政治

柴荣在登基的第一年中挫败了来自北汉-契丹联军的进攻,第二年便开始着手处理内政——在战争的间隙当中。显德二年二月,柴荣下诏广开言路,请天下人监督自己。

朕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之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自临宸极,已过周星,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须有未周,朕犹自知,人岂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过失,食禄者曾无一言论时政之是非,岂朕之寡昧不足与言耶?岂人之循默未肯尽心耶?岂左右前后有所畏忌耶?岂高卑疏近自生间别耶?

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阙。”则是士大夫之有禄位,无不言之人。然则为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过也。得不求骨鲠之辞,询正直之议,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于卿大夫才不能尽知,面不能尽识,若不采其言而观其行,审其意而察其忠,则何以见器量之深浅,知任用之当否?若言之不入,罪实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将谁执!

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辞有谬误者,固当舍短,言涉伤忤者,必与留中,所冀尽情,免至多虑。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举职,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举之可也,勿务因循,渐成讹谬。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班行职位之中,迁除改转之际,即当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否臧,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翰林学士、两省官职居侍从,乃论思谏诤之司;御史台官任处宪纲,是击搏纠弹之地。论其职分,尤异群臣,如逐任官内,所献替启发弹举者,至月限满合迁转时,宜令中书门下先奏取进止。

这是柴荣作为内政上明君的一个开头。之后,柴荣事必躬亲,勤政可谓比五代任何一个皇帝都要勤,甚至过于后唐明宗李嗣源。或许是看到柴荣事必躬亲,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要亲自过问的缘故,大臣们都受不了,甚至怀疑皇帝是不信任他们,纷纷给柴荣上书,要柴荣将“权力适度下放”,让臣子们帮皇帝分忧。

刘锡奏:四海之广,万机之众,虽尧、舜不能独治,必择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亲之,天下不谓陛下聪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举不信群臣也!不若选能知人公正者以为宰相,能爱民听讼者以为守令,能丰财足食者使掌金谷,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狱,陛下但垂拱明堂,视其功过而赏罚之,天下何扰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职,屈贵位而亲贱事,无乃失为政之本乎!

柴荣在任内改革国家的战时体制,大力整顿漕运,允许“斗耗”即转运中因为各种原因丢失的粮食存在,由国家承担风险,大大提高了转运使工作的积极性,让粮食能够迅速转运到前线;瞩目于禁军质量建设,将地方兵勇全部收集到禁军,剔除老弱,让高平之战时临阵脱逃的禁军真正成为了一支可战之军。他在位期间,虽然征伐频繁,但总体能做到百姓较为安乐,生活水平在五代内属于高水准。

灭佛问题

这里,说一说题主提到的:柴荣的灭佛问题。首先,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僧侣数量会在五代呈现爆发式增长?这里,或许可以参考元末朱元璋的案例。

僧侣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这在农耕时代等于是空耗谷米。这在和平年代还没事,到了战乱年代,随着僧侣数量,寺庙数量的逐渐增多到一个数量级,时间走到后周时期,就已经到了对国计民生产生影响的程度。这就是柴荣灭佛运动的主要原因:柴荣是为国计民生着想。

况且,柴荣也没有全面灭佛,只是对于那些私立的小寺庙进行处理,通都大邑的佛陀寺庙一概没有处理。对强迫僧人还俗,也只是让那些背不出经文的伪僧人还俗,念的出来的,又征得父母同意的,还是可以继续去当你的和尚去。

男子女子如有志愿出家者,并取父母、祖父母处分,已孤者取同居伯叔兄处分,候听许方得出家。男年十五已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女年十三已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经文。

最后,对于所谓“灭佛”,柴荣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此处,我还是比较赞同柴荣的解释的。是啊!佛教的道义就在于行善教化世人,普度众生。如果现在修佛修庙都危害到了众生,如果真有佛陀在上,知道了也不会高兴吧。

总结

综上所述,柴荣对内治理国家,使得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大大提高;对外征讨不臣,意图收复燕云故土,战略完备,气概也是令人佩服。柴荣,绝对称得上五代十国第一名君的名号。

最后,让我贴一下《旧五代史》中对于柴荣的「赞」:

史臣曰: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